在主流品牌的低價機型轟炸和3G轉型困難的雙重夾擊下，這一曾被視為“中國式創新”代表的通信業異類面臨危機

　　模仿創新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它們經常引發專利糾紛和訴訟，但在中國卻演化成“山寨”文化。引爆“山寨”流行的是手機，比如從知名品牌變形而來的 “Sumsang”之流，或是沒有任何知名度的雜牌。在深圳華強北和北京中關村這樣的大型消費電子產品集散地，山寨機一度“占山為王”。但現在，山寨機開始失去一線陣地。中關村各大賣場的地下一層柜臺里擺放的是水貨iPhone和各種Android系統手機，華強北原屬山寨機地盤的臨街商鋪也被品牌手機占據，甚至還有諾基亞的旗艦店。

　　從賣場的變化不難看出，曾紅極一時的山寨機在經銷商眼中的重要性正在消減。數字更清楚地勾畫出山寨機的衰落。初步估計，華強北目前約有2000 家山寨機廠商，僅為最高峰時期的1/5。市場調研機構iSuppli數據顯示，2010年國內山寨機出貨2420萬臺，比2009年的3320萬臺下降 27%，增長放緩趨勢很明顯。從全球來看，iSuppli預計2011年山寨機全球出貨量將達歷史峰值2.55億臺，但對比2010年2.28億臺的銷量，增長僅為11.8%，遠低于前一年的43.6%。更讓山寨機生產廠商擔心的是，2012年山寨機的全球出貨量可能首次出現下降。

　　山寨機以足夠便宜的價格和各種意想不到的功能、外觀，吸引著中國數以億計的草根消費者。比如諾基亞、三星和摩托羅拉的手機不可能出現震耳欲聾的 8個喇叭或是被某個高僧開過光，山寨機卻可以。“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一度是山寨機最引以為傲的特點，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在創新上的突破，讓眾多國際手機業者嘆服。但這些劍走偏鋒的賣點的出現和被追捧，完全是因為2G時代手機產品形態固化太久—當2G手機用了10多年完成從黑白屏成為彩色屏、從單音節鈴聲到MP3功能、從圖片瀏覽到1200萬像素照相功能等等進化之后，唯一能夠再有變化并吸引消費者的只有外形和各種偏門功能。摩托羅拉紅極一時的V3系列是大牌廠商在這方面的代表作，而山寨機能以更快速度、更狂野的想象在這條歧路上登峰造極。

　　當蘋果在2007年以外形和界面極簡單卻有極豐富應用的iPhone，這一真正的破壞性創新開啟智能和3G時代后，盛極一時的中國山寨機的末日警鐘便已敲響。現在再沒有人想要能開酒瓶的手機，人人都喜歡的是能下載應用、玩游戲、看視頻的手機—不管它是正當紅的Android，還是已趨沒落的 Symbian，又或者是尚未進入中國的Windows Phone平臺，當然最好是iPhone。而這正是山寨機始終無法接上的短板。智能和3G甚至4G是通信產業明確發展方向，如果山寨機不能在2G時代利好出盡之前抓住這個機會實現轉型，其消亡指日可待。

　　消失的推動力

　　2007年巴塞羅那移動大會上(MWC)，時任中國移動董事長的王建宙放了一部短片，向全球其他國家的電信業者展示中移動員工如何在偏遠山區搭建移動基站。短片放完，全場安靜了十幾秒鐘，隨即爆發出熱烈掌聲。掌聲是獻給沖在一線的中國移動員工的，卻沒有人想到，這些深入中國各級縣市的中國移動基站不僅使全國都有穩定的手機信號，打開8億人的農村市場，也為山寨機的爆發做了最重要的準備—低收入人群購買手機時最注重的是低價格、多功能的高性價比，這正是山寨機最擅長的。

　　中國移動為山寨機打開了市場，臺灣芯片廠商聯發科則是中國山寨機實現快速響應、超低價格的真正推手。2005年，聯發科開始向手機廠商推廣“交鑰匙”(Turn-Key)模式，即將手機芯片、軟件平臺以及第三方應用軟件捆綁，低價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山寨機公司只需加上外殼和電池，就能在聯發科提供的芯片上生產出一部手機。當山寨機在中國遍地開花時，聯發科創始人兼CEO蔡明介也成為“山寨機之父”。

　　現在，這兩大推動中國山寨機極大繁榮的力量都在衰減。首先，很長一段時間內，山寨機攫取的市場主要來自于新增用戶，現在中國手機市場雖未飽和，但增長空間已明顯不如幾年前市場空白很大時。工信部統計表明，截至2010年底，中國移動電話普及率達到64.4部/百人，比上年底提高8.1個百分點。

　　其次，聯發科在山寨機市場的助推力正在逐漸消減。隨著聯發科解決方案的日漸成熟，越來越多的具有品牌的手機公司也開始采用其芯片組件。華為、中興和從山寨機“漂白”過來的天宇朗通等都是聯發科的大客戶，與聯發科同性質的芯片制造商展訊更打入三星的供應體系，并與摩托羅拉建立起合作。這些知名手機廠商比仍堅持徹底草根路線的山寨機更有品牌優勢，而價格不僅與后者相差不大—諾基亞價格最低的黑白屏手機售價不到200元，很多更多功能的非智能手機價格也控制在500元以內—甚至更有優勢：品牌手機廠商的出貨量遠大于山寨機廠商，因此可以更低價格拿到芯片，從而降低成本。比如TCL在2010年的全球手機出貨量為3600萬臺，這可能是10家山寨機廠商出貨量的總和。這些國產手機品牌的日漸壯大自然會對山寨機市場產生擠壓效應，尤其是在華為和中興將手機終端發展重心從海外市場轉移回國內時。

“現在大家都用同樣平臺的解決方案，山寨機的成本已沒有競爭力了。它也沒有更新的功能，這就很難實現差異化。如果價格相當，消費者肯定更愿意選擇品牌手機，獲得質量和售后的保障。”電子制造領域的市場研究公司iSuppli中國區總監王陽告訴《環球企業家》。

　　受困3G

　　從市場角度，山寨機的興起很大程度是順應了中國手機市場發展的大潮。現在，其賴以生存的2G市場發展明顯放緩，正在勃興的智能手機和3G手機上，山寨機又極度缺乏話語權。

　　智能手機和3G手機是必須區分卻又經常被混淆的概念。正如國內最大手機應用平臺斯凱網絡的CEO宋濤曾對《環球企業家》定義的，用戶能安裝第三方應用的就是智能手機。而3G手機則更多指使用WCDMA、TD-SCDMA和CDMA 2000等三種通信網絡的手機。并不是所有3G手機都是智能手機，中國移動就有一些低端TD手機；反之，智能手機也不一定是3G手機。

　　區分這兩種分類的意義在于，斯凱網絡這樣的手機應用平臺能夠使2G的山寨機智能化，讓消費者在各種雜牌山寨機上也可以下載應用、玩游戲、看視頻。這無疑極大延伸了山寨機產業的生命線，但智能化并不能使山寨機免于受到3G的沖擊。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1月，中國聯通新增 140萬3G用戶，2G新增用戶僅為82.5萬；中國移動新增193萬3G用戶，與333.3萬的新增2G用戶差距顯著縮小。3G崛起的趨勢無可阻擋，截至2011年1月，三大運營商的3G用戶總數已達5174萬戶，業內普遍預期今年3G用戶數可能突破1億人。

　　曾在全國各地建設基站、間接推動山寨機繁榮的中國移動現在成為它的敵人，因為移動力推的是TD-SCDMA，希望能在今年讓自己的3G用戶數過億。目前，中國移動的3G用戶只有3000多萬，還有近7000萬空白需填補。這一市場很難出現山寨機的身影，因為它們至今沒有一款有競爭力的產品出現。

　　2G時代山寨機的成本之所以能降到20至30美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2G時代GSM芯片授權費幾乎為零，而且經過近10年的發展和激烈的競爭，GSM芯片制程也很成熟。但進入3G時代，握有芯片核心技術的高通擁有幾乎所有的話語權，這就導致3G芯片的價格居高不下，山寨機最核心的價格競爭優勢也就蕩然無存了。“(3G手機成本要降下來的話)除非3G的芯片能夠有好幾家讓山寨機來選擇，但是這個是不可能的，專利技術、協議什么的都在高通這里，沒辦法繞過去。”王陽說對《環球企業家》說。

　　這同樣是倚仗2G芯片崛起的聯發科的困境。雖然聯發科非常清楚自己的未來取決于能否在3G芯片上復制2G時代的成功，但知易行難。它難以從高通處得到足夠低價的3G芯片技術授權，自主研發資源和時間成本都極高。沒有了聯發科這一類幕后推手，山寨機在3G時代完全喪失了話語權。

　　對高通而言，它并不會刻意排斥山寨機：三星、摩托羅拉等大品牌可以用它高端的3G芯片，國內廠商可以用低端的3G芯片。但目前看來，高通在國內的合作伙伴基本上都是比較大的手機設計公司，而大型手機設計公司主要與大品牌或者運營商合作，山寨機在這方面并無機會。

　　另一方面，2G時代，中國新增手機用戶絕大部分來自各種社會渠道，而非運營商定制。但與數據消費緊密結合的3G時代，運營商在手機銷售渠道中的話語權加大。它們以各種形式的補貼拉低3G智能手機的價格，以此吸引消費者，從而讓其進入自己的網絡。經過補貼的3G智能手機與沒有補貼的價格相差數百元，甚至可以實現“零元購機”。這無疑對無法獲得補貼的山寨機施加了更大壓力。

　　部分山寨機廠商已轉向海外市場，希望能在新興市場找到機會。雖然中國山寨機市場增長明顯放緩，但2010年亞洲地區山寨機出貨量同比仍有超過 40%的增長。不過，出海之路并不好走，山寨機在海外不僅面臨國際品牌和當地品牌，還有同樣來自中國的華為和中興。后二者同樣采用聯發科的解決方案推出價格極低的手機，并可以與當地運營商合作，經過補貼，一些中檔手機的價格接近山寨機。

　　因此，對出貨量在500萬臺以上的山寨機廠商來說，盡快地品牌化是最好的出路。而更小的山寨機廠商，或許已經沒有了選擇的機會。